文/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林维恩、李倬伦

　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，王阳明（1472年-1529年）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的心学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然而，王阳明的生平并非一帆风顺，他在政治和学术上都遭遇了不少挫折和争议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霍韬（1487年-1540年）作为一位与王阳明并无直接师承关系的士大夫，却在其身后为其鸣不平，展现了两人之间深厚的精神共鸣与追求。

　　上奏《地方疏》为王阳明鸣不平

　　西樵山在王阳明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。尽管他一生未曾亲临此地，但在其文集中多次提及，表达了对西樵山的仰慕之情。西樵山作为当时理学界的学术高地，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前来求学，成为理学名山的象征。霍韬作为南海士大夫群体的代表，其学术水平和政治气节得到了王阳明的高度评价。

　　王阳明在平定两广山贼和宁王叛乱后，虽然功勋卓著，却遭到朝廷的冷遇和负面评价。霍韬作为翰林院掌院学士，毅然上书嘉靖皇帝，为王阳明辩护。他在《地方疏》中详细列举了王阳明在两广的八大功绩，并指出“小人忌功足以误国”。他认为，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和两广山贼的功绩，应当得到朝廷嘉奖，而非冷遇和诽谤。

　　霍韬在奏疏中提到：“今王守仁知田州、思恩可以德怀也，遂约其降而安定之；知八寨诸贼百六十年未易服也，遂因时仗义而讨平之。仁义之用。”这段话充分体现了霍韬对王阳明“仁义并用”思想的认同。他认为，王阳明既有仁者之心，又有雷霆手段，这种智慧和功绩应当被传颂。

　　书信往来与精神共鸣

　　王阳明与霍韬之间的交往主要通过书信进行。在一封书信中，王阳明提到：“叔贤志节远出流俗。渭先虽未久处，一见知为忠信之士。”这里的“叔贤”指的是方献夫，而“渭先”则是指霍韬。王阳明对霍韬的评价极高，认为他虽然与自己交往时间不长，但一眼便能看出其忠信之品格。

　　两人在精神追求上的共鸣十分深刻。作为一位与王阳明并无直接师承关系的士大夫，霍韬为王阳明鸣不平的行动，不仅是对朋友的忠诚，更是对正义和真理的追求，展现了两人之间深厚的精神共鸣与追求。